体力劳动、不稳定的职业道路以及家庭照料责任，往往导致特定人群——尤其是女性和低学历者——在退休后更早、更频繁地面临财务与健康双重压力。养老金的不平等并非在临近退休时才突然显现，而是贯穿一生逐渐累积的结果。社会学家穆斯塔法·菲拉特（Mustafa Firat）将于1月28日在拉德堡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其研究正是围绕这一议题展开。
尽管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旨在提升公民福祉的社会政策体系，但不同群体从中受益的程度并不均衡。菲拉特通过比较八万名欧洲人的完整生命历程，深入分析了人生轨迹对养老金的长期影响。他指出：“在许多国家，养老金金额与工作年限密切相关。如果一个人因生病、失业或照顾家庭而长期脱离职场，其累积的养老金权益便会大幅减少。”
研究表明，性别与教育水平是导致养老金差异的关键因素，女性和低学历者往往处于不利地位。此外，家庭结构、职业稳定性与社会网络也会产生重要影响。拥有稳定职业和丰富社会资源的人通常能更自主地选择退休时机，且退休后较少需要依赖额外工作维持生活；相反，职业路径不稳定的人群则更容易陷入经济困境。福利国家本应致力于缩小此类不平等，但现实中仍存在支持不足的情况。例如，女性因生育和育儿更可能中断职业生涯，从而导致养老金水平普遍低于男性。
菲拉特特别提到，荷兰的福利国家体制尤其是其养老金制度，堪称他国借鉴的范例。在荷兰，居民退休后可领取基本国家养老金，其金额不与工作历史挂钩，而是取决于在荷兰的居住年限。此外，绝大多数雇主还会提供职业补充养老金。这种双重保障显著缓解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退休收入差距。
“对许多荷兰人而言，生活不仅限于工作，”菲拉特补充道，“相比其他欧洲国家，荷兰人有更多时间投入兴趣爱好或志愿服务。因此他们在退休后往往能保持更活跃的社会参与，心理与精神状态也相对更好。”
基于研究，菲拉特呼吁其他欧洲国家参考荷兰经验，推动制度优化以缩小养老金差距。他强调：“必须更加重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。”因此他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建议：政府应通过鼓励企业提供长期合同等方式预防长期失业；对承担无偿照料工作的女性给予经济补偿，以平衡其职业中断带来的养老金损失；同时，通过完善带薪育儿假与提高托幼服务可及性，从根源上助益职业发展与养老金积累的连续性。
